永济县被降为镇并入馆陶县

源于永济渠淤塞和黄河水患

北宋庆历八年（1048年）六月，黄河在澶州商胡埽(今濮阳东)决口557步，洪水形成新河道呈90度直角笔直向北，纵穿整个河北东路从天津一带出海。商胡北流自南向北流经大名、馆陶（今大名、冠县），在今冠县西部北部基本沿袭王莽河故道。

这条故道源于周定王五年（公元前602年）宿胥口（今河南浚县新镇堤壕村）决口，至王莽始建国三年（11年）“河决魏郡（濮阳境）泛清河以东数郡”，王莽以为河水东去可以使自己在元城县的祖坟不再受黄河之害，故未予堵塞，改道只留下一条故渎，俗称王莽河。

河道自冠县斜店乡南满菜村东南入境，呈西南东北走向，沿斜店乡西部，东古城镇东、北部，万善乡北部，店子乡西北和北馆陶镇东南部，斜跨清水镇，至柳行头北出境入临清市。境内长40公里，平均宽1.5公里。

洪水出馆陶县继续北流进入永济县。今冠县北馆陶镇、清水镇及临清市潘庄镇、八岔路镇等直至城区范围时属永济县贝丘、柏社等乡，首当其冲。洪水本来沿王莽河故道在馆陶和永济县交界之处向东漫延而去，更为危险的是千年的风沙早已使当年的故道内丘岗四起，堤岭淹没其中。洪水便摆脱王莽河故道向北偏东方向在永济县之内穿村绕岗、恣意漫延，穿过此县北行而去。

北馆陶故城县署旧址

宋代词人宋祁描述当时情况：“自河决商胡，游波纡回，浸贝丘(今山东临清南)……恣肆放流以入于海。”就这样商胡北流在河北东路来势汹汹，境内到处寻找河道，甚至把朝廷用于物资转运的永济渠都侵占了，河北水灾导致大量流民涌入河南山东，许多儿童被父母遗弃，朝廷下令免去灾区夏税，开启灾年募兵工作，并停办一切节日和礼仪活动，灾情严重程度可想而知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自1048年商胡改道至南宋建炎二年（1128年）东京留守杜充决开黄河南堤水淹金兵夺淮入海，80年时间内，此区域决口或溢堤有33个年份、多达55次。

黄河迎来了频繁改道、决口期，也给大名、馆陶下游的永济县带来灾难。皇佑二年(1050年)七月河决大名府馆陶县之郭固，皇佑三年(1051年)七月河复决大名府馆陶县郭固口，皇佑四年(1052年)正月河决大名府，嘉佑七年(1062年)七月河决大名第五埽，至和二年（1056年）河决大名、馆陶，熙宁元年（1068年）七月，新堤第四埽决，漂溺馆陶、永济、清阳以北，熙宁二年(1069年)八月河自许家港东决，泛溢大名、恩、德、沧、永静五州军境。决流的洪水自上游而下，由大名馆陶流向永济境内。

至今，冠县北馆陶镇东南部黄河故道处决口溢堤遗迹尚存，堤岸东南、西北部背河状洼地、沙丘地势地貌仍然存在。今冠县清水镇井寨村附近一条10多公里长的决堤支流沙河古道直冲临清市烟店镇王集村西侧卫河，这一切凝固了千年之前黄河决堤自东南西北向直达永济渠（宋时称御河）的场景。

皇佑二年(1050年)七月、皇佑三年(1051年)七月连续两年河决大名府馆陶县郭固，就馆陶郭固决口位置，清顾祖禹在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中说“在馆陶（宋治冠县东古城镇）东北”，这次洪流于皇佑四年(1052年)才堵塞成功。郭固似为馆陶县的一个村庄，斗转星移，郭固村早已无存，或者毁于这次决口，但其附近至今尚有唐代的古村马固村。巧合的是，在今冠县东古城镇东北的黄河故道旁有东、西木堤村，工曹（今记为公曹）村和克宁村，这几个村名或表明：其时朝廷令工部组织人力抗洪，以扎木排打桩修建木堤护堤终使决口堵塞。木堤村取名于建筑工程物木堤，工曹村取名于对组织者工曹的纪念，而克宁村则是取名于河水重归平复安澜，都表现出对战水灾堵决口的印记。

宋嘉祐五年（1060年）黄河在南乐附近决口，冲出一条名为二股河的新河，称为东流，大致流经今马颊河的路线。于是都水监认为在北流和东流里选一条出海，而东流道相对稳定，六塔河工程遗址尚存，可以再次加以利用。宋神宗派司马光去实地考察，结果是东流道质量比北流道好不少，只要开河引水，河水就会被挤进东流道。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正月完成考察，当即工程正式开工引水，七月都水监报告可以封堵北流。更关键的是，刚刚执掌权柄的王安石支持迅速封闭北流的观点，到年底商胡北流河道正式封堵。

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，北流刚刚封堵不久就在大名府内的许家港决堤，大量河水涌入北流河道并进一步蔓延至永济渠，导致大水向北泛滥到永静军。次年七月初八，又在大名府以北决堤，大名府边新建的河堤第四、第五埽决口，洪水淹没馆陶、永济、清阳以北，河水淹没了永济镇（也是因为御河），《宋史》中将洪灾记为“漂溺”或“剽溺”，足见其水势宏大，于是朝廷特意派宦官张茂则去察看情况。当时张茂则汇报给皇帝：“二股河东流地势较为低下，其旧防堤坝尚可以用，洪水不可堵塞，今淤塞者才三十余里，不如疏通它，水流特别湍急的，不妨直接开挖河堤。尤其是永济县内清水镇地方河流经过人工导流，在那些接口地方又多挖深坑，既可以解决水患问题，又为以后的耕种储蓄水源。”皇帝很高兴，不仅采纳意见，还以塞大名府永济县决河之功，张茂则升任入内内侍省都知。

数经洪水的永济县，本来城池村舍溺失、人员流亡无算。这次黄河决口再给致命一击，新堤第四埽位于永济县，决口导致黄河水冲入永济渠，并将其沿岸的永济县城淹没。两个月后，九月十七日，权判水监李立之上书宋神宗请求将黄河两堤之间的永济县迁于堤外，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说，宋神宗也批准了李立之的奏请。

但是，最终的结果是，熙宁五年（1072年）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降永济为镇并入馆陶县，永济渠畔一个历经300年的运河古县自此淡出史册。“成也萧何、败也萧何”，永济渠的淤塞和黄河水患，是导致永济县被降为镇的直接原因。永济渠成就了永济县，也摧毁了永济县。

永济渠千年繁华在聊城延续

冠县境内留下一段活态遗产

在交通运输条件落后的古代，陆运和水运成为其主要的方式。现代研究资料表明，水运万里大致和陆运150公里的费用相当，水运成本优势非常明显。

永济渠是一条又宽又深的运河，“永济渠在（永济）县西郭内。阔一百七十尺，深二丈四尺”。永济渠治理均旨在发展漕运，唐、宋两代尤为突出。永济渠当时每年漕船2万多艘，连同水师和商船超过3万艘。唐武则天时，由永济渠运来的大米100多万斛，运河旁邯郸、邢州、洺州、博州等地赋粮从陆运来到这里装船运往洛阳。宋代称御河（即永济渠），时属魏州，在魏州御河两岸有楼房百余间，专门用于存储江淮运来的货物。

1072年，永济城被洪水淹没，永济县裁撤，但运河的脚步并未停下来。宋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，金占据河北。“金都于燕，京师用度多仰山东、河北之粟。”于是朝廷接连三次对漕河进行治理，修竣黄河决口淤塞、断流的御河。今卫河冠县宋庄至德州武城段成为这个时期通航的御河。

裁撤后的永济县虽然经历归属馆陶—临清—馆陶的变化，但御河修复后的永济镇交通地位愈加重要，而馆陶县治（今冠县东古城）却远离御河，尤其是黄河屡屡改道、决口、泛滥使之难以重负。为便于漕运，金廷将馆陶县治由今冠县东古城北迁40里至原永济城旧址，保留馆陶县建制，承续此前的永济县。馆陶县城从东古城镇迁到北馆陶的时间，有学者认为在金天会五年（1127年）和临清东迁一致，有的则认为在伪齐阜昌元年（1130年），基本一致。

建炎二年（1128年），为抵御金兵南下，东京守将杜充在滑州决开黄河堤防，造成了黄河向南改道，由北入渤海改为了东南入黄海，黄河以北地区终于脱离了水患侵扰，御河逐渐进入平稳期。复航后附近彰德、洺州、磁州、大名等地的馈饷要陆运至运河码头装运，自每年八月运行，直至冰冻河封。十船为一纲，纲运船只在装船前三日修治，日装一纲贴封条，发给引证(运单)，看经证与封卸点是否相符，至所受之仓，以三日卸毕又三日给收据，堪称漕运之盛。

元代时临清以下运河称卫运河，以上则称卫河。在1289年，自济州河向北经寿张、聊城至临清开会通河，长125公里，接通卫河。从通县到大都开通惠河，漕船直达今北京城内的积水潭。从北京直抵杭州的京杭大运河，全长1700余公里，比隋炀帝绕洛阳再经永济渠到北京缩短900多公里。

随着会通河的开通，漕运东移，永济渠漕运日趋衰落。大德四年（1300年）为解决卫河水源不足，开引漳河之水。此时聊城与河北邯郸、邢台间的边界永济渠已全线演变为卫运河，聊城境内干流长74.52公里。

明清两代，“凡漕粮入津、芦盐入汴，率由此道”。明朝永乐十八年（1420年）从南京移都北京，卫运河再次迎来漕运的春天，卫河上下，船桅如林，航运繁忙。沿河州县雇车把贡粮运抵码头，由递运所负责直运北京。北京城内所需物资，除江南海运或运河漕运之外，多由黄河漕运转淇门入卫河抵京。卫运河畔，粮仓林立，源于此，馆陶卫运河边上村庄徐家口改称徐万仓，古城之中漕运的水次仓就可储粮万石。明代时京师人口众多，对粮食有巨大需求，全国缴纳漕粮省份包括江南、山东、浙江、湖广、江西、河南等6省，由于地理原因唯独河南的漕粮入京不通过会通河，而是随卫运河汇入大运河再抵达京师。万历十二年（1584年），主管粮运的赋粮监兑所迁到馆陶县，这里成为河南八府来纳粮的漕运交兑地。当然山东东昌府的馆陶、冠县等沿卫河州县的漕粮也在此交兑。一时间卫运河边河南粮厂林立，收粮、卖粮商贾云集，运军、大户共集一市，就连周围的农民都开始经商，十分繁华。

北馆陶故城遗址西北角

清初，把漕运、河务、三藩列为国家三大要事。清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年）整个漳河水流入卫河，随着运河的疏浚，各种商业又得以重新振兴，尤其盐业贸易较明代有了更大的发展，“陶之西一里许即卫河也，南至小滩镇，北至临清州，而天津、北直、河南行盐之船俱由馆陶地方……且馆陶临河，天津盐船络绎不绝”。相比同时期山东地方“泺口为大清河盐货所经，张秋镇、姜家沟等处为汴、晋杂货之所经，馆陶为卫河盐货之所经”，成为了盐业贸易、转运的重要码头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同治年间，山东张秋至临清运河已淤塞不通，但馆陶航行未受影响，朝廷为增加税收、扩大军饷来源，在馆陶设抽厘局征收商品、盐货税收。咸丰九年（1859年）在馆陶县西街设厘卡，当因漕运方行商船云集按货物抽税，厘卡由省派员专办，直到民国21年（1932年）1月奉令裁撤。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，馆陶厘卡征收税银47703两。“各局每年收厘之数，泺口则自四五千金至万余金，张秋、姜家沟二处合计则自一二千金至五六千金不等，馆陶则自一万六七千金至四万五六千金，计惟馆局所收为最旺，聊城则最旺之年曾收三千余金，常年皆不过一二千金，并有仅六七百金者”，馆陶作为县级行政单位，其商货抽厘税收每年竟达数万两，其数额超过泺口、张秋、姜家沟、聊城等地之和，开创后会通河时代山东河运课税的最后辉煌。

此后还先后在馆陶设水马站、递运所，负责水运事务。清代馆陶县从南向北，在卫河沿岸共置南馆陶、黄花台、滩上等16个铺舍。明清时期馆陶县境内共有马头渡、清泉渡、窝头儿渡等10处渡口。自馆陶城至码头的街道商铺、饭店等林立，卫运河码头，商船、漕船来来往往，一片繁忙景象。每年夏末秋初，卫运河水涨数尺，船行如梭，矣欠乃相接，站在河堤观看，实为一胜迹。卫河秋涨，成为馆陶县八大胜景之一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还成立了太行运输公司，经营卫运河运输；解放战争时期、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卫运河也一直在通航；上世纪70年代后，卫河变成了季节性、断续性的航道，卫运河停航。究其原因，自1950年代以后，由于严重干旱，海河流域水位下降，上游省市大兴水利建设，河流上游建库蓄水，航道水源减少，迫使卫运河航运时断时续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交通条件的进步，近现代铁路、公路、航空等新型的交通方式逐步取代北方河流运输这种传统方式，永济渠和卫运河演变为冀鲁两省的边界河流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冠县东古城镇宋庄至北馆陶镇大刘庄之间的流程16公里河道就是最原始的永济渠一段，成为隋代留下的活态遗产，潺潺流水见证了当地1400余年的沧桑巨变。

《两河交汇话“永济”》照片由戴敬仁、孙克锋提供，插图《开挖运河》《安居乐业》《水淹永济》由李太斗绘制

底部插图素材来源于清代冯宁《仿杨大章宋院本〈金陵图卷〉》

来源：聊城日报